人工智能
近年人工智能（AI）和新科技的发展，使一些人担心电脑和机器人会不会反过来支配甚至消灭人类。不过在这种危机之前，更可能发生和值得担心的是，新技术会不会造成大量失业及所得分配非常恶化的情況。
原文 ：《面对人工智能，应尽早研究对策》
作者 |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 何平
人工智能时代会有大麻烦？
有人认为新技术可能取代50%甚至90%的人力，若真如此，则工作机会及所得有可能集中在拥有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及能得到工作机会的少数人，所以社会若不能大幅改变，人工智能时代就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这种大量失业的疑虑在历史上大幅技术进步时，如机械化、工业化和自动化时也曾出现，结果都未造成太大的问题。但现在的情況和以往不同，因此不能说这次一样也不会有大问题。
不能乐观认为人工智能和技术进步不会造成人力全面过剩
蒸汽机等现代机器的出现和自动化生产等技术进步，都曾引发造成失业的疑虑，实际上也确曾因结构调整而造成一部分人的失业，但未造成人力全面过剩的大规模失业。但因为当时情況和现在有一些重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并不能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和现在的技术进步也不会造成人力全面过剩的问题。
工业革命和自动化生产时期与现在一个重要差异，是当时所得水准与生活富足程度比现在低很多。当时技术进步之后，人们可增加生产很多东西来满足尚待满足的需求。生产、所得和需求同时增加，失业问题不仅不会太严重，反而人民的生活水准更得以提高。而目前至少在所得较高的国家里，物质需求已得到很高的满足，物质需求和生产的增长也渐受限于地球资源。
以前和现在另一个重要差异，是当时的进步集中在较少数国家，于是技术领先的国家可以扩大出口和其经济势力范围，从而增加生产而避免大量失业以及国內分配的严重恶化。当年分配的恶化主要发生在国际之间，但现在技术扩散的速度较快，新技术有可能在短期內就被大量普遍运用，而加大对就业的冲突。
人工智能可能带来较大冲突，但不会马上取代可被取代的人力
这样的新情势可能使人工智能对就业和分配乃至整体经济的冲突，大于以往各波段的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引发的生产力提升及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也可能比以往的几波进步更大更快。所以即使以前的技术进步造成的问题不像起初想像的那么大，但人工智能确实有可能带来较大的冲突。
不过，即使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真的来得很快，其经济冲击也不会来得很快，因为很多新技术仍要大量的新设备配合，才能大幅改变目前的生产方式并取代大量就业。而新设备的投资受限于每年可用的储蓄及生产新设备的能力，所以不会因为取代人力的新技术一出来，就马上取代所有可以被取代的人力。换言之，对于新技术对就业和经济的冲击，应尽早研究对策，但现在还不必过分恐慌。
对策
大家平分工作机会和政府帮助贫困及失业者
从全人类的立场来看，这种新情势的理想对策之一是大家平分工作机会，例如大家每周都只工作一天，其余时间都用来学习、研究和享受生活，但目前的市场机制和政治体制都不易让世界走向这种理想的结果。由于新技术和应用它们的设备都只会逐渐增加，较早拥有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人将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而得到较高的所得和财富。而因为应用新技术而減少的人力需求则让部分受雇者薪资下降甚至失业，使他们的议价能力、所得、以及进修和投资的机会下降。
政府介入来帮助贫穷和失业者是不少人想到的另一种理想对策。若政府对拥有新技术及相关生产设备的人征收很高的税，而以此税收来补助低收入和失业的人，甚至协助他们从事学习和研究，也就是政府设法对所得和能力进行重新分配，分配恶化的现象应可减轻。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就主张要给所有人民“基本所得”，也就是像古代的授田制一样，每个人每年都可以拿到一笔甚高而超过最低生活需求的所得。事实上，有的国家已对这种想法进行讨论甚至公民投票等。
然而这种理想对策至少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财源的问题，一是很多人会不会变懒的问题。若世界只是一个国家，政府可以决定对高所得者征收高税率而进行这种重新分配。然而世界不仅分成很多国家，类似的新技术也可能在不同国家出现而相互竞争。于是个別国家若对新技术所创造的高所得者征收很高的税，一方面这些新生产者可能无法和外国竞争而无法发展，另一方面这些生产者也可能威胁要外移到其他国家，所以个別国家可能不易征收高税率来进行足够的重新分配政策。若要由国家进行足够的重新分配，必须有全球性的规范来限制甚至禁止各国采取低税率的竞争，但现在的国际机构都还不敢或不愿采取、甚至去思考这种规范。
提高对人力的需求仍是更需努力的基本策略
如果政府能征收到税收来发放基本所得给所有人民，会不会导致很多人变得太懒散而只想拿到基本所得，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有人主张领基本所得或者是失业津贴的人，必须从事新技术的学习或研究，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但因新技术发展而失去工作的人极可能有很高的比例难以学会新东西，这种强迫学习所需的师资可能会耗费不少本来可以从事新技术研发的较稀有资源，而且给失业的人带来挫折或羞辱感。
在新技术使生产力大增，而使得很高比例的人无法得到工作的情況下，这些人就算学会新技术也可能找不到新工作，或使得生产更加过剩。所以为避免人们因领基本所得而懒散，可要求他们做的事不一定只限于新技术，各种知识、文学、艺术及可提高生活品质的事情都可以是选择范围。什么都不想学或学不来的人，也必须从事一些其能力所及的体力和脑力活动，才可以得到津贴。
用税收及津贴来解決失业和分配不均的问题，正如前所述并非易事。但就个別国家而言，第三种政策，即其可能的做法则包括：努力在某些新技术取得领先全球的地位，从而取得相关产品的全球市场；将既有技术扩大运用到不同产品或创造新产品，以提高国內外的需求；发展人工智能不易取代人力的产业，例如硬体建设、文化和心灵产品，以及各种生活服务和要亲身体验的消费等。而发展这些产业不只是要像传统的产业政策那样给这些产业奖励，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提高从事相关消费的能力和意愿，以及这些产业內容的更多样化和创新。
上述面对新技术发展的几种可能对策，可以同时并用来降低新技术的冲击，不过，这些对策并非都是一下子就可以采用和达成的。虽然新技术的冲击不会很快就大规模来袭，但有些人已要逐渐面对这种冲击，现在的对策要符合將来长期的需要，才可減少长期调整的困难和成本。现在就应逐步加强这些政策，而长期之后的大幅改变也需要全球人类制度的改变，特別是观念的大幅调整，必须现在就开始讨论才能渐进达成。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8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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