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某日。
一起在珲春插队落户的天胜给我打来电话：“黄援朝侬晓得伐？”
“啥人？”
“原来住我楼下的黄毛，你寄拨伊羊毛衫格——”
“哦，黄毛！一起吃过饭的？”我想起来了：“伊那能啦？”
天胜一板一眼地告诉我：“中风了。住在医院里，兄弟姊妹都关机，联络不上。我只好联络几位插兄，不能没人管啊！”
我连忙应和：“那是，那是，也算我一个……”
记得十年前，我回到故乡有了上海的住房。正当我在为新家添筷加碗之际，分开近三十年的天胜，终于寻到了我。他是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时，离开东北调往江西。在长春转车时特意到我住的校舍来，塞给我十元钱作为赠我的新婚礼金。我一没酒席二没喜糖，让我一直过意不去。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多时尚未尽兴，我说改天请他们夫妇过来吃饭；天胜却坚持要我去他们家，说刚搬了新居，太太又烧得一手江西美食。于是，约定大年初五相聚。
初五那天，我与太太按照地址来到了十六铺外滩。节日的外滩，气度非凡：五颜六色的彩灯像瀑布一般从高大的建筑物上鱼贯而下，串串红灯笼悬挂在行人的头顶上喜气洋洋。江对岸，陆家嘴大厦群中，流光溢彩的霓虹灯“玫瑰”、“玉兰”轮回开放，更是让人心旷神怡。我太太说：你看看天胜住的地方，可是上海滩上的黄金地段，我们买的房子可是上海的下只脚啊！
正当我们为天胜的居住地段唱着赞歌时，不料刚从外滩街面拐弯进弄堂口，就让我们立足傻了眼：弄堂里3米见宽的过道，头顶上挂着万国旗般的衣裤；一边是每扇门口摆着三、四只刚刷洗好的马桶、痰盂，一个个敞着大口，有老者间插着坐在椅子上或晒太阳或端饭碗吃着早餐；另一边是堵一人多高的临时砖墙，阻断着里面的拆迁施工。有个男子当着众人面朝砖墙撤尿，完毕，转身望望众人，携着一身绒布花睡衣扬长而去。众人相安无事。
我忙拉太太转身出了弄堂。太太说：“就离繁华的外滩一步之遥，竟然成了两个世界？”我说：“且不管几个世界。看样子这里上厕所难，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轻松一下才是。”
从毛家园路转到太平弄，从外咸瓜街寻到盐码头街，才挤进一家地段医院的急诊室厕所。方便了之后，我一看手表才9点（为了与天胜好好聊聊，所以早早就来），心想方便了之后维持一个上午应该是没有问题。
重新回到天胜的弄堂。一说是天胜家的客人，众邻居热情传呼。我们踩着只有半只脚宽的楼梯，黑漆漆的往上爬行。只听得天胜的嗓门：“开灯！快开灯！”楼梯的电灯亮了，我才看清在二楼拐弯处得猫着腰才免于撞到横梁。
一进天胜的家，就得坐下来，因为只有三、四个平米能直起腰来，其余的在一米多高的地方就是阁楼。
我和太太坐在方桌两边，桌子上已经摆满了装好的冷盘与还没烧的热炒。天胜与他的太太又倒茶水又要见缝插针往桌上摆放花生瓜子；隔壁邻居挤进来：“家里来了客人，都烧了什么好吃小菜啊？”七嘴八舌地议论：我在云南做糖醋排骨摆菠萝的；我在江西烧油闷烤夫放辣椒的；为八宝饭上是否要摆红丝绿丝而争得不亦乐乎，唾沫星子在菜肴上方飞扬。
直到说要开饭了，邻居们方才回避。席间，天胜也不劝酒，他的血糖高，他的太太心脏不好。我们聊着家常。天胜告诉我：江西回来后，就在十六铺码头替几家公司踏黄鱼车运送货物，解决温饱罢；后来十六铺码头拆脱了，就到一家单位当保安。就是老婆生病花销大，日子还过得下去。我们这幢房子回沪知青多，有钱有权的老早搬走了，谁还愿意住这贫民窟里？这间房子就是老妈留给我住的，弟妹不服，争吵的结果是搭上了老妈的一条性命。天胜停了好长一段时间说不下去。现在好了，有房子解决大问题啦！我算幸运的，没有房子住，有多少知青都没法在上海立住脚啊！
正说着，房门口出现一位老者，穿着件领口袖口都破了洞的毛线衣，满脸皱纹，裂开了嘴笑，牙齿已经掉落得没剩几颗。他说话漏着风：“天胜家的客人是珲春来的？呵呵，人家都叫我黄毛。反正都是延边的，都是插队落户的难兄难弟！”天胜夫妇忙让他进来入座。他提起身边的书包，装着四、五瓶啤酒，在我的旁边坐下：“阿拉从小到东北，都成了东北人了。习惯按照延边朝鲜族规矩：酒桌上都是亲人。不讲究上海人的那个客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