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姓王，系出小镇名门望族，打小家境富足。
解放后虽经了“土地改革运动”，家庭成份被划为地主，后又历了“公私合营运动”，但因其家族开明，主动将产业交于政府经营，加之其父早早主动参军抗美援朝，也算得上革命家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并未受太多批判，其家庭一众成员改换身份后，也从原来的地主变成了普通人民群众。
母亲这个原本的地主家小姐，在生下来只过了四、五年富足生活后，便与那时候所有的劳苦大众一样，过起了最普通的百姓生活。然他们毕竟是地主之家，读书、女红这些必要的东西，在历了各样的生活变故后，依旧不曾放下。只是，迫于当时那样的一个现实条件，她也得适应社会和现实生活，上完高小后便结束学业，分担起家中的一些担子，在生活的磨炼中逐渐成长。
待她长到谈婚论嫁的年龄，社会正处在一个唯成份论出身的年代，不论怎样，她们家终归是地主。地主家的女儿嫁给贫下中农，是当时最现实也是最无奈的选择。待媒人将刚退伍回乡务农成份是下中农的父亲介绍给母亲时，他们一家人自是十分中意。没过多久便一切从简给完了婚。自此，母亲也从原来的地主小姐，变成了道地的农民。
结了婚，生活便归于它的本来面目，远不是人们所想象中那般美好。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日常琐事，在消磨着母亲青春的同时，也增长着她应付生活的才智。然母亲终归是读过书的人，她对于书的喜爱，没有因为生活境况的变化而改变。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常见她在生活之余去图书馆借小说来读，那书就放在她做针线活儿的笸箩里，得了空闲就翻看上几眼。我在边儿上爬着玩，母亲看书，也不时抬头看我几眼。我不知道那书中，是否就藏了母亲对于生活和未来美好的期盼？我只是觉得，那时的太阳很暖，她将脸从书中抬起来看我时，我能看到她的脸被那暖阳补了一层金边。
空闲时，母亲也会偶尔绣绣花，将“花样”贴在用弓子撑了的布上，用细小的绣花针，穿了五彩丝线，绣鸳鸯、绣蝴蝶，也绣并蒂莲。她用那细细的丝线，一丝一缕地穿插着，在绣花的同时，也绣进去自己的心事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后来，那些绣好的绣品，多都做了家人的枕套，那心事和期盼便伴着我们一家人入眠。
后来，孩子们长得快，需要的衣物和鞋子也越来越多，母亲便很少再有看书和绣花的时间，针线笸箩里再也没有了书，她的借书证也就不见了踪影，布弓子上那绣了一半的花，便再也没有完成。很多时候，我所见的都是她在缝补衣物和搓麻线纳鞋底子，甚或到我们半夜睡了一觉醒来，还见她在油灯底下缝补着。
孩子长得快，饭量自然也要跟着大起来，家中那点儿簿田的产出，是不足以五口人吃饱的。父亲虽是镇农机厂的骨干，但所挣的钱全都贴在家用上，依然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母亲便也去了他们厂里做工，在多挣一份儿工资的同时，亦可多得一份每月按时发放的劳保用品。那劳保里有帆布工作服、洗衣粉、白棉线手套和洋碱（那时乡人依旧把肥皂叫洋碱）。
干机械的活儿，少不了要和油打交道，很多活儿也都是需要戴上手套操作。所以，劳保用品必都是按月及时发放。可除了那些被称作劳动布的蓝色工作服，发得少也是必穿之外，洋碱和洗衣粉他们都是尽量节省着用。手上有油污了，都是先从地上弄些砂土搓得差不多了，才用一丁丁点儿洗衣粉再去洗，省下的碱和洗衣粉，都被拿回来给家里人洗了衣服。而那线手套，非到万不得已，他们极少会用，通常都是留一双在单位使用，还是几个指端都磨出洞的那种。好在那线手套有弹性，可塑性强，一侧磨出了洞，左右手倒换过来再用，那破洞的指端就翻到了背面，依旧可以凑合着使。
而那些省下来的线手套，被母亲拿回家之后，都被拆开线头后缠成线。她一边仔细拆扯着，一边让我帮着缠在线轱辘上，绕成了一团团的棉纱线。就连在厂子里大伙儿用烂后扔掉的手套，母亲也会把它们捡回来洗净、晒干，将没磨烂的部位，再拆抽出一部分能用的棉线缠成团。那烂手套拆成线是废物再利用，我能理解。可母亲把新新的手套也拆成线，便是我小小的脑袋所不能想明白的。问伊，她笑而不语，藏一脸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