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和外婆生活在一起。我的外婆是一个革命的妈妈，也是一个宠爱孩子的长辈，更是一个敢与命运抗争的强者。她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看了下面的叙述，朋友们一定会同意我上面的说法的。
一、“我家的舅舅数不清”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里铁梅唱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如果以我们家的革命历史为原型编一个戏，那我的唱词就是“我家的舅舅数不清”了！
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参加金萧支队的抗日战士，转战南北居无定所无法带我，我还不满一岁就由外婆抚养。
外婆只生了三个女儿，但我却有数不清的舅舅。为什么呢？请听我慢慢往下讲：第一，我外婆的家乡诸暨市草塔镇庄余霞村是一个革命的老区。原20军军长杨石毅，浙江省党史研究室杨光等人都是我不出三服的本家舅舅；第二，因为我妈妈参加了抗日队伍，她还担任了几个区的民运队长兼枫桥区的区委委员，外婆家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联络站中来来往往的战士都叫我外婆“姆妈（诸暨方言即妈妈）”或“亲娘（即干妈）”。我爸爸又是后方医院的指导员，当敌人下乡扫荡时常常有来不及转移伤病员要由我外婆来掩护和照顾。当敌人的还乡团保安队来搜村时，我外婆家里有时就会有“儿子”或“干儿子”在生传染病（不是传染病人的话敌人要来掀被窝检查的！）。村里的人明明知道我外婆没有儿子，却个个都会来作证这些人确实是外婆的儿子或干儿子。就这样，从金萧支队的最高长官到普通战士，象马青、蒋明达、周芝山、蒋谷川、方克浩等人，就都是我的舅舅，当我一声甜甜的“舅舅”叫出口，他们对我这个外婆的掌上明珠小不点儿，也是抱来亲去的宠爱有加。
我外婆家缺少男劳力，舅舅们在农忙的时候就来帮外婆家种田、割稻、车水、收麦。因为我的舅舅们都是务农的好手，外婆家的田稻长势就总是比同村其他人的要茂盛。从外婆的叙述中，我记得最剌激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地主派狗腿子到外婆的田头去看收成，收成好了他就想涨租。那个狗腿子走到外婆的田头，刚好碰到蒋谷川舅舅弯下腰去捧稻，露出他插在后腰的驳壳枪。狗腿子一看到枪，吓得屁滚尿流转身就逃。地主一听这话，就死了这条贼心，从此再也不敢打外婆家的歪主意了。
解放后，我的舅舅们都当了地方官——周芝山就是诸暨第一任县长。我这个小不点儿简直就成了县政府大门的“通行证”——只要抱着我的人，都可以不接受检查直进直出——能抱着我的当然都是好人啦，呵呵。
二、“没听说有人籴字吃的”
外婆对小辈的疼爱是无条件的和不讲理由的。就说参加革命吧，她并没有文化，也没接受过什么教育。只是因为我妈妈参加了革命，女儿做的事情总是对的，她就义无返顾地参加了。后来我妈妈进城执行任务被敌人逮捕，受尽严刑拷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始终没得到任何口供。在地下党的营救下，争取到了“保外求医”。但需要一个人去狱内作人质。外婆为了救妈妈，自愿到狱中顶替妈妈坐牢。但是，当外婆在狱中得到妈妈已经虎口脱险回到部队的消息后，就放心大胆地日夜在里面呼天抢地的哭诉自己的冤枉。敌人觉得她坐在里面毫无用处，加上不胜其烦，只好把她也放掉了。
解放后，跟着我妈妈干过地下工作的小姨当上了小西区（现在草塔镇）的副区长。因为没有文化，在和同事一次闹矛盾中堵气回家不干了。我外婆不但不责怪她，反而劝她说：不当就不当，只听说有人籴谷吃，没听说有人籴字吃的。没有文化我们照样做人！从此，我小姨就成了一个待业青年，在家里打杂为生。
我从小就被外婆这样娇宠着，十分的任性。平时常常要睡懒觉，听凭外婆一遍遍地喊也不肯起来。上学来不及了就不洗脸不梳头不吃饭直接往学校跑。外婆就端着一碗泡饭、颠着一双小脚噔噔噔地跑到学校。求老师让我在做早操的时候躲在学校的围墙角里吃早饭。我上初中了，要住校。本来就不习惯独立生活的我，又被老师因为一点小事当众批评。当时我大小也是个学习委员，面子上下不来，就回宿舍哭着卷好铺盖，往肩上一挑出了校门。可一出校门就后悔了：我这样不要读书回家去，万一外婆也不要我怎么办？但是，这时我已经回不了身啦。只好硬着头皮往家里走。小小的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设想着回到家里可能会发生的情形。最后终于盘算好了，一见着外婆就大哭，不让她有骂我的机会。一到家里，外婆刚刚在门口，我放下担子就坐在地上大哭。诉说老师怎么不给我面子当众批评我，反正我死也不回学校去了之类的话。外婆果然一句也没批评我，亲切地拍着我的背说：“心肝囡囡，这种书我们是不要读！”因此，学校里几次派同学来叫我回去读书，外婆都说我不在家。后来是批评我的班主任老师亲自来我家里向我外婆赔理道歉，保证以后再也不乱批评我了，她老人家才同意我回学校去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