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25日报道巴西环球在线网站6月21日刊登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历史学家伊丽丝·帕里斯·马亚、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经济学家安娜·卡罗琳·桑帕约合写的文章，题为《中国为什么没有贫民窟问题？》，全文摘编如下：
中国已经在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在40年时间里，中国使约8.5亿人摆脱了这种社会脆弱状况。与此同时，该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城镇化：从1980年到2021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约20%增加到近65%。
从人口问题的角度来看，中国管理其城镇化进程的能力更加令人惊叹。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仅1.7亿，城镇化率18%左右；到2021年底，中国已有9.1亿人长期居住在城市，城镇化率接近65%。
在此期间（1978-2021年），中国有7.4亿新的城镇居民，催生了近百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和十多个特大城市。举例来说，重庆人口超过3200万，上海接近2500万，北京2200万，成都2000万。深圳在成为经济特区时，还是一个仅有3万多人的小城，如今人口已突破1300万。
在这样的人口背景下推动城镇化面临众多挑战，当局需要向人们提供各种城镇设施和服务，包括住房、交通、休闲、卫生、固体废物收集等。中国的经验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首先就是由于中国并未像很多国家那样长期存在贫民窟问题。因此，有必要了解中国当局使用的公共政策工具“户口”的作用。
数十年来，户籍制度对于管理中国国内的人口迁移浪潮和城镇化进程至关重要，该制度可被用于记录人口信息并分配公共资源。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主动改革这一制度，以整合城乡人口迁移。能够满足一定条件（例如在迁入地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住房等）的迁移人口可以永久落户。
中国的户籍制度经常遭到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的批评，认为其意味着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不平等待遇。然而，户籍制度并未脱离中共创建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同年国务院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相关文件提出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等。这些改革旨在以公平的方式将城镇管理与商品和服务的扩展结合起来。今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政策文件，要求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里约热内卢贫民窟（新华社发）
西方总是强调中国户籍制度的“强制”特征，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真正的强制总是通过资本强加的剥削和非人性化的逻辑来表达，贫民窟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存在着大量贫民窟，它们在住房、卫生、安全、交通、垃圾收集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造成了悲惨的后果。
巴西的例子具有象征意义：约171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中，占总人口的8%。巴西未能保持其在人民福祉方面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进展，目前正陷入巨大的困境：3300万巴西人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大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失业和贫困问题日益严重。
在中国，户籍制度在城镇化进程的地域管理和行政管理中至关重要。西方的一些质疑忽略了在发达国家，商品和服务的普遍化也始于城市人口。换句话说，在中国的领土和人口条件下，这是一项公共政策，尽管面临挑战，但它能够应对和克服更重大的问题。随着中国人口转型的完成以及权利范围随着福利国家建设而扩大，这一点将变得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