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政府正在推进一项新的尝试：建立养老驿站。我们的记者探访了其中一家养老驿站、他们的心理咨询师，以及老人。最终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有尊严地老去？
“我不怕死。我也不认为是不好的事情，是应该到来的，幸福的事情，是很正确的。死亡，是冰冷的夜晚，也是安宁，是幸福，是平等的对待。” 在采访中，王阿姨思维敏捷，逻辑清晰，这是她唯一重复过的句子。
“孤岛”上的老人
文 | 罗洁琪
刘大良是个年轻的小伙子，30岁，在北京读了心理学的学位，有专业资格证书。一年多以前，他来到西城区的一个养老驿站，做专职的心理咨询师。
北京市西城红线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门口。摄影：罗洁琪
养老驿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投资经营的基层养老机构，分布在街道，大约从2017年开始，在一些城市开始试点运作。
在为老人提供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刘大良倾听了很多隐秘的生命故事，让人唏嘘的情感。他总是给予理解和尊重，肯定对方的生命价值。
刘大良认为，这种倾听不止是心理慰藉的技巧，也是发自内心的共情，因为理解了生命的衰老和死亡。衰老常常是在某个拐点急速下滑，而死亡则充满了意外，甚至来不及告别。
李明兰就是一个在冬夜突然去世的老人。她住在北京著名的古物市场琉璃厂附近，2017年底，居委会的人带着刘大良，第一次上门探访。
窄窄小小的灰瓦木门粉刷得很干净，拐进去，就是一个大杂院。
人还没进，就响起了狗吠。一眨眼的功夫，一只小狗就蹿到了刘大良跟前。过道上堆满蒙尘的杂物，破烂的旧自行车，每一家都门户紧闭，听到狗吠，才有人悄悄把门打开，看看来者是谁。
过了很久，老人才开门。刘大良看到她佝偻的身体，才理解了，老人要抓住身边的东西，缓缓挪动身体，很艰难地过来开门。
人老了，腰弯了，连裤子都系不紧了，走两步裤子就往下掉。门很脏，屋里的一切都很脏，堆满了东西，连助行器都没空间腾挪。老人递给刘大良一张小凳子，觉得不好意思，再递来了一块毛巾，让他自己擦一擦。
她90多岁了，是一个来自南方的独居老人。年轻时，一个人在北京做保姆，寄钱回家养孩子和老公，自己住在房租便宜的北京大杂院。
后来，儿子来了北京，娶妻生女，50多岁时因病去世。孙女已成年，在城里打工，夜里留宿老人的家里。老人呼吸不顺畅，睡觉时会发出声音，孙女骂她老不死。
后来，孙女搬走了，偶尔也回来看她，送点米。
让刘大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老人的很多个手关节都没法伸直，明显变形了。老人告诉他，摔过很多次，没钱上医院，就成那个样子了。一个夜里，她又摔跤了，站不起来，就慢慢地爬出了家门，敲响了邻居的门，求人家把她扶起来。
她一直有自杀的念头。第一次见面后，刘大良评价，她的自杀危险系数很高，就一个星期探访两次。老人得知他来自养老机构，以为可以帮助自己，就给他下跪，求他把自己安排进养老院，有一张床，一口饭就够了。她说，“一个人活得太艰难了，不想活了。”
她是真的不想活了。她曾找来绳子，挂在床头的铁杆，试图上吊。可是，她太衰弱了，连系绳子的力气都不够。
系不紧，没死成。后来，她改用一根皮带，可是，皮带太短，她的脖子够不着。最后，她用一把刀扎向自己的肚皮，没刺到心脏，还是死不了。
说起心中的绝望，她只有一两滴眼泪。刘大良说，人老了，眼泪会变少。作为心理咨询师，他只倾听，不承诺。
他曾悄悄地回去问公司，是否能特例特办。公司是以经营为目的，不愿意开这样的先例。于是，他再去政府，想了解是否有救助政策。
得到的答复是，老人有大杂院可住，尽管，没有产权；她有孙女，不属于孤寡老人，而且，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低保，所以，不够资格进公办的养老院。离她家不远的养老驿站可以为失能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护理，可是需要亲人把老人送过去，而且每天收取100多元。
虽然处境无法改变，但是见到刘大良之后，好歹有了个说话的人，她的心情好了一些，再也没自杀过。
她央求他帮忙写信，写给老家的亲人。她对亲人说，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老了，走不动了，活得特别艰难，很想回去。在那个黑暗蒙尘的房间里，她一边说，刘大良一边写。
他心里清楚，写那样的信，只是对老人的情感安慰，寄不出去，因为她已经记不住亲人的地址，也记不住电话号码。
去年冬天的某个晚上，她孙女来了，送了一些粮食。老人不大需要了，她已经好几天吃不下东西，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邻居对她孙女说，”老人可能时间不长了，最好留下来过夜。”孙女不愿意。
在寒冷的冬夜，不知道什么时辰，老人真的走了。“走了，是解脱”，刘大良说，王阿姨活在孤岛，明兰阿姨是死于无人救助。
明兰阿姨去世的大杂院。摄影：罗洁琪
杨先生的家和李明兰相隔两条马路，他是一个爱面子的知识分子，也属于老有所依的人。
退休前，他是一名大学教授，所住的社区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高知老人。他有儿子，有房子，老伴走后，独自住在那套干干净净的两居室。去年，他83岁，患认知症。老年驿站和他就相隔几条街，负责巡视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去辖区内的老人家里，特别是独居老人。
以前，年轻的女员工会回来抱怨老人对她动手动脚。后来，驿站就安排上了点年纪的妇女上门，可以更从容地处理那样的尴尬局面，降低工作的风险。
有一天，一个自称是他同学的人打来电话，告诉他在电视上买工艺品，再去香港拍卖，可以挣很多钱。他想自己再挣点钱，不给孩子添负担。于是，就心动了。
他通过电视购物频道上买了工艺品，通过“同学”联系了拍卖行，付了3万元的保管费。再过了一段时间，拍卖行说工艺品有可能流拍，如果交5万元，加入会员，会有优先权。他又交了。之后，他还把这种赚钱机会介绍给其他的老人。
交钱后，工艺品还没拍卖出去，老人隐隐感觉到，可能被骗了。可是，不敢对别人说。有一天，刘大良去家里探访，和拍卖行的人在楼梯间擦肩而过。刘大良问起，老人才说了事情的原委。
刘大良上网查了拍卖行公司的名称和地址电话，打过去问，公司和人都是真实的。虽像骗局，但看上去都是自愿合法的。老人羞于承认被骗，刘大良也就没有擅自报警。
几个月后，他去世了，至死没告诉儿子被骗。那些钱，也就不了了之。
人去世了，似乎人生的一切都被埋入尘土。可是，有一个老人让刘大良至今忘不了。
那是张阿姨，83岁，高龄孤寡，是退休妇科医生，老伴已经走了20多年。刘大良最后一次看到张阿姨，是在她家的厕所里，在今年的四月。
北京的这个春天特别漫长，直到五月，还有寒意。她摔倒了，光着下体，趴在一堆排泄物之中。排泄物是不成型的，是屎尿的混合物，散发着异味。她没有昏迷，也不清醒，一只手在轻轻地拍打地面，试图抬起来。
刘大良蹲下来，尽量安慰。可是，老人只是哼哼吱吱地胡言乱语，不能沟通。他就反复地说，”别着急，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厕所外面围满了人，有居委会的，也有警察，楼梯口还有几个辅警。但是，没有人敢去扶起老人家，怕她万一已经骨折。刘大良心里难受，干脆离开房间，走到楼下，等救护车。
下来的时候，老人躺在担架上，身上裹了一层被子。刘大良心里松了一口气，”终于像个样子了”。
几个月过去了，张阿姨赤裸着下身，趴在厕所的地板上，脸在屎尿里蠕动，无意识地磨蹭，这个画面至今停留在刘大良的脑海，他觉得良心很受折磨，”如果是我的妈妈，无论如何，我要先把她扶起来，离开那一堆屎尿，太没尊严了！”
转自：界面新闻、美心优护养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