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20年第1期。
文章转自南国学术微信公众号
摘要：19世纪以降，英美传教士接踵来华，目的是传播所谓的基督福音。然而，从19世纪中叶之前来华的传教士行迹看，不少人却卷入了东亚外交事务，有的还成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帮凶。究其原因，其一，时值清政府正厉行海禁政策，同时也实施严禁基督教传播政策。不仅严禁公开传教，印刷传教书刊亦被禁止。在这种环境下，传教士们普遍认为，这都是政治干涉所造成，因此寻求转向外交的机会，以作为促进传教事业的一种手段。其二，19世纪中叶之前来华的西洋人，以传教士、商人、外交官为主。由于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学习中文，中国人亦被禁止教授外国人中文，加之学习中文极其困难等原因，导致西洋人中唯有传教士基于传教需要，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学习中文，成为来华西人中唯一掌握中文者。当英美政府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需要翻译人才时，传教士出众的中文能力使他们成为担任外交翻译的不二人选。其三，随着传教士对中文的掌握，他们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了解更趋深入，遂成为本国最早的中国问题专家。例如，作为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关于中国的系列著作以及大量文章所积累的关于中国的丰富学识，使他在英国对华商业贸易、外交中被倚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伯驾等也凭借拥有的中国学识而为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所倚重。从19世纪中叶前后英美传教士持续参与东亚外交的经历看，许多人逐渐获得在华自由传教的机会后，理应回归传教本职，但却仍然乐此不疲，有的甚至完全放弃传教而专事外交，这不仅使他们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日益突出，也与他们传教的初衷渐行渐远。这也反映出，在卷入东亚外交问题上，传教士、所属差会、政府三者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而传教士甘冒触犯差会宣教宗旨之风险参与外交，足证其即使身为传教士，仍不免有世俗的民族主义的一面，暴露出在内心世界中“自己国家政府的代理人”的真实定位。
关键词：来华传教士 传教困境 汉语能力 中国学识 东亚外交
19世纪被称为新教传播的“伟大世纪”。这场传教运动肇始于英国，美国紧随其后，使新教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自然也成为英美新教传教士最为看重的传教区域。
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 1782—1834）受伦敦传教会派遣来华，标志着新教在华传播的开始。在英国新教传教事业的影响下，1830年2月，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以下简称美部会）派遣的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 1801—1861）到达广州，成为首位来华美国传教士。到1850年，美国各差会在华传教士人数已达88人。毋庸讳言，各差会派遣海外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播所谓的基督福音、归化异教徒，但从马礼逊开始，就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频频卷入外交事务之中。费正清（J. K. Fairbank,1907—1991）因此指出，“研究在华传教士，是了解中美关系的主要钥匙”。那么，“作为一个上帝的工具”的传教士，是如何一步步卷入对华外交事务的？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话题。
一、在华传教遭遇困境使然
19世纪中叶前，英美来华传教士之所以频频卷入外交事务，与他们在华面临的传教困境有直接关联。
首先，英美传教士来华之时，清政府正厉行海禁政策。早在1757年，乾隆帝即颁谕：洋船“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谕令粤海关传谕该商等知悉。……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自此，广州成为对外贸易唯一口岸，外商只在贸易季（即每年九月到翌年三月）可以居留广州，贸易季结束，必须前往澳门或回国。两广总督李侍尧还就外国人居留广州作出细致规定：“且省会重地，亦不便任听外夷久居窥伺，应请嗣后各夷商到粤，饬令行商将伊带来货物速行销售，归还原本，不得已居住粤东者，亦令该夷商往澳门居住，将货交与行商，代为变售清楚，归还价银，下年务令顺搭该国洋船归棹。如洋船已去之后，仍复任听夷商居住省会及侵吞货价，致累远夷守候者，即将行商通事，分别严行究拟查追，地方官不行查察，及实力追还，严参议处。”即使在贸易季，外商在广州的活动亦受到严格控制，活动空间仅限于租赁的商馆及公所，活动范围不得超过商馆之后的十三行街。1809年，两广总督百龄奏《酌筹民夷交易章程》，其中第二条对外人留居中国限制更严：“各夷商销货归本后，令其依期随同原船归国，不得在澳逗留，即有行欠未清，止准酌留司事者一二名，在澳住冬清理，责令西洋夷目及洋行商人，将姓名造册申报，俟次年即令归国。如敢任意久住，或人数增多，查明驱逐。”
在这种背景下，1807年9月马礼逊初抵广州后，为能获得居留资格，遂隐瞒英国传教士身份，扮作美商，住在由两位美商租用的一间古老的法国商馆。1808年底，马礼逊致函伦敦传教会：“我目前没有再进入这个帝国的希望。说实话，除非我有更大的自由度，我也不想进去。我现在在这里（指澳门——引者注）或槟城，比在中国更方便我去完成我计划中的事工，也更利于我帮助未来的宣教师学习中文；更有甚者，很可能借着上帝的福佑，甚至要比住在北京产生大得多的好处。”这番话可视为马礼逊对不能合法居留中国的宣泄。1809年2月，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聘请他为中文秘书和翻译，马礼逊可以借此合法居留。
其次，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自康熙朝末年起，清政府逐渐实施禁教政策，历经雍正、乾隆，到嘉庆朝益趋严厉，造成传教活动的窒碍。马礼逊来华前两年的1805年4月，嘉庆帝批准御史蔡维玉的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参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乃各堂西洋人每与内地民人往来讲习，并有刊刻书籍、私自流传之事。在该国习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讲论、立说成书，原所不禁，至在内地刊刻书籍，私与民人传习，向来本定有例禁，今奉行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创立异说，妄思传播”，“嗣后着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民人往来交结。仍着提督衙门五城顺天府，将坊肆私刊书籍一体查销，不得任听胥役借端滋扰”。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颁布《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
西洋人素奉天主，其本国之人自行传习，原可置之不问。至若诳惑内地民人，甚至私立神甫等项名号，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纪。而内地民人安心被其诱惑，递相传授，迷罔不解，岂不荒悖。试思其教不敬神明，不奉祖先，显畔正道。内地民人听从传习，受其诡立名号，此与悖逆何异？若不严定科条，大加惩创，何以杜邪术而正人心？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竟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着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发往黑龙江……旗人销去旗档。至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着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
同年秋七月，嘉庆帝又颁《申严洋人传教禁》：
西洋人居住京师，原因其谙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之选。……见在西洋人之留京者，止有七人。此七人中，其有官职差使者，出入往来俱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与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其老病者，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亦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谅不敢有听其传教惑众之事。至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之处，即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除广东省向有西洋人来往贸易，其居住之处应留心管束，勿任私行传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按例惩治外，其余各直省着该督抚等饬属通行详查，如见有西洋人在境，及续有西洋人潜来者，均令地方官查拿具报，一面奏闻，一面递交广东，遣令回国。如地方官办理不力，致令传教惑众，照新定条例严参重处。若内地民人私习其教，复影射传惑者，着地方官一律查拿，按律治罪。
1812年，嘉庆帝再颁谕重申：“自此以后，如有西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西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英国伦敦传教会传教士麦都思（W. H.Medhurst,1796—1857）曾谈及传教士在广州的传教形势：
他们的居留及一切行动，乃至皈依中国人，按中国法律都是违法行为。他们自称是改变信仰者，目标是使当地人信仰基督教，但得不到各地中国官府的容忍。……第二，学习中国语言。中国人帮助他们学语言也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些被确知帮助蛮夷学习中国语言的人要受到惩罚。严格禁止外国人印刷中文书籍是在华传教的另一困难……传教士被禁止用“道德败坏的出版物来污染当地人的灵魂”。
麦都思所言，还可以从早期来华传教士的经历中反映出来。马礼逊虽因服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而得以合法居留，但碍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仍然无法在广州公开传教。他在澳门的传教也受到澳葡当局禁止，导致传教对象仅限于身边人。他在华二十五年，由其施洗入教者，只有蔡高、梁进德、屈昂、朱靖四人。裨治文及其他美国传教士为中国人举行宗教仪式时，“不得不关门，而且经常是锁门”。这样的传教形势，导致裨治文在广州传教五年，仍无一名信徒。美国浸信会首位来华传教士叔未士（R. J. L. Shuck,1812—1863）于1836年抵达澳门后，即赴广州考察传教之机，发现无法立足后旋返澳门。1837年2月1日，他给首位教徒阿卢（AhLoo）施洗，但十八个月后阿卢却叛教离去。美以美会在中国传教十年后，直到1857年才皈依一位信徒。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上海工作四年后，1852年才有一对夫妇受洗。传教士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所获的成果却极少，以致美国学者韩德（Michael H. Hunt）评论说：“如果传教士们是商人，以现金而不是以不朽的灵魂来衡量他们的赢利的话，那么，他们早就回家不干了。”卫三畏（S. W. Williams, 1812—1884）亦在日记中感叹：“传教团的记录中直到1850年还没有皈依者。一个可怜的空白记录！”
导致这种传教效果甚微的原因，传教士们普遍归咎于政治干涉：“在偶像崇拜的异教徒中间建立传教站的障碍只有一个，它是政治性的”，即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卫三畏也认为：“如果他们的政府不干预的话，他们的改造工作并不难做。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制造的。”这种情况下，“一些传教士由于中国人对直接的福音传教或宗教礼拜活动没有作出反应而感到急躁，便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外交方面，将它作为促进基督教事业的一个手段”。而且，在华传教士“毫不怀疑，他们的事业的成功，或许幸存都要依靠国家的力量”。
综上可见，19世纪中叶前英美来华传教士卷入外交事务，最初是外在的传教困境使然。
二 、传教士因通晓中文受聘外交翻译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须依赖翻译，翻译实为外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据学者统计，“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在这三种人中，唯有来华传教士通晓中文，直至19世纪中叶前，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其一，清政府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尤其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中文，否则处以极刑。1759年“洪仁辉事件”后，两广总督李侍尧在奏文中归结如下：“细察根源，纵由于内地奸民教唆引诱，行商通事不加管束稽查所致。查夷人远处海外，本与中国语音不同，向之来广贸贩，惟借谙晓夷语之行商通事为之交易，近如夷商洪仁辉，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而汉文字义，亦能明晰，此外夷商中如洪仁辉之通晓语文言义者，亦尚有数人，设非汉奸潜滋教诱，焉能熟悉？如奸民刘亚扁始则教授夷人读书，图谋财物，继则主谋唆讼，代作控词，由此类推，将无在不可以勾结教诱，实于地方大有关系。”这样，教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刘亚扁被清廷视为汉奸，乾隆帝颁谕：“即行正法示众，俾内地棍徒，知所儆惧，而夷商等，共识天朝威德。”英国广州商馆大班啵啷(Henry Brown)曾向两广总督长麟请求学习中文，“英吉利国人爱学中国话，若许广东人教我们的买卖人会说话，就能够通中国法律了”，长麟则以“与定例有违”而予以回绝：“查夷人来广贸易，除设通事买办外，原不许多雇内地民人听其指使服役，久经奏明在案。现今通事买办，即系内地民人，尽可学话，不必另多雇内地民人教话。”
18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益花臣（J. F. Elphinstone, 1788—1854）向两广总督蒋攸铦提出：英国商务大班遇事向地方官员呈递禀帖时，有权使用中国文字。受命复议此事的广东布政使曾燠认为：“以内地禀事，悉用汉字缮写事由，本盛世同文之义，因外夷不识汉字，是以准用夷字，系属格外体恤，今该夷商等情愿写汉字，似与书同文之义尚无妨碍，即向来夷禀，亦多用汉字，请俯顺夷情，准其禀事时书写汉文。”如果此议获准，请中国人教习中文，自属名正言顺。不料，清政府官员亦有防备，予以否决，“查夷性谲正不一，恐致勾引内地民人代为书写，如遇有语涉荒谬，一经查究，则又以不讲汉文，请为代写，为推却地步，不可不防其渐。应请嗣后如该大班能写汉字，唯其自书，若本不讲习，仍用夷字，免致狡混，而杜弊端”。在这种境况下，是难以聘请中文教师的。卫三畏追述自己学中文的艰难处境：“在那些日子里，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教我们中文。我找到了一位文化教养颇为深厚的老师，为了防止被人告发，他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每次来时总是带着一只外国女人的鞋并将它放在桌子上。这样，如果一旦有他害怕或不认识的人进来，他就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给外国人做鞋的中国师傅。他这样做了好几个月，直到后来确信自己的害怕是没有根据的才停止。”
其二，中文是一种极其艰深的语言，难以掌握。西班牙奥斯定会士拉达（M. d. Rada,1533—1578）曾于1575年、1576年两次出使福建，在关于中国的报告中提到汉语：
就已知的说,他们的文字是最不开化的和最难的。因为，那是字体而不是文字。每个词或每件事物都有不同字体，一个人哪怕识得一万个字，仍不能什么都读懂。所以，谁识得最多，谁就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
西班牙史家、奥斯定会士门多萨（J. G. d. Mendoza,1545—1618）也指出：“（中文）没有与我们一样的字母，只有用图形书写”，“几乎每个词都有一个字”，“他们要长时间，很困难地学会它”。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M.Ruggieri, 1543—1607）因畏惧学汉语，几乎产生打退堂鼓的想法。他在1581年写给麦尔古里亚诺神父（P. Mercuriano）的信中说：
汉语非常难学，超出其他任何国家的语言。因为它无字母，字数又极其多，即便要达到阅读的程度也需花费很长的时间。据说，即使中国人也要读书十五年后方能读通书写文章、阅读书籍。由此可知是何等地难学了，因此开始时我没有信心能把它学好。
利玛窦（M. Ricci, 1552—1610）亦认为，“没有一种语言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到的”，“在这个国家，以文为业的人们从小到老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这些符号”。耶稣会士沙守信（E. L. Chavgnac, 1670—1717）谈到学习中文时说：“就这个国家的语言而言，我向你保证，要不是为了上帝，我们决不会自讨苦吃去学它的。我每天八小时抄写词典，整整花了五个月时间，才使我最终能够阅读汉语书籍。”马礼逊在学过一段时间的中文后亦感到，“（中文是）一种古老和丰富的语言，即使有最好的帮助，与天下任何其他语言相比，中文仍可称为一种很难掌握的语言”。中文难学，是几乎所有传教士的切身体会。
其三，商人来华大多是为了攫取商业利益，根本不打算在限制如此之严的环境下长期居留，只欲在短时间内赚取足够的利润后便离去。他们也就不愿冒着政治风险，花费大量精力学习汉语。美国学者丹涅特（T. Dennett,1883—1949）指出：“美国在广州的贸易进行了四十五年以上，在那里竟没有一个美国人准确一点地读、写、了解和谈说中文。”直到1858年，时任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 B. Reed, 1806—1876）致函国务卿卡斯（L. Cass, 1782—1866）：“在旅华美商之中,没有一个能够书写或朗读一句中文。”至于外交官，由于19世纪早期中国与英国、美国尚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它们派往中国的多属“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在英国，1834年之前属于商馆特选委员会，1834年后则是驻华商务监督；在美国，先是船货管理员，后为商人领事。他们自然也不愿费时费力并冒险地学习中文。
这样一来，重视中文学习的任务只能由来华传教士承担了。因为，他们意识到掌握中文对开展在华传教事业的重要性。这方面的认知，晚明来华耶稣会士实已洞悉。在尚未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之前，耶稣会东方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A. Valignano,1539—1606）即指出，在中国开教“最重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在其指示下，1579年甫抵澳门的罗明坚，即“尽心学习阅读、书写与讲中国语文”，并建立“圣玛尔定经言学校”帮助学习中文。该校的重要意义，“从传教史上看，这是中国第一个用汉语来传教的机构；从汉学史上看，这也是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利玛窦抵达澳门后，就曾在“圣玛尔定经言学校”学习汉语。他还奉范礼安之命，翻译了《四书》的部分内容，以指导新来的耶稣会士学习中国文言和规范的文体。据学者研究，其后的耶稣会士学习汉语时，确曾不同程度地利用过这些译稿，并对译稿不断地修改、加工、润色。明清时期来华的许多耶稣会士因熟稔中文，在士大夫阶层获得极高声望。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 Aleni,1582—1649）因其儒家经典修养，被闽中士人称为“西来孔子”。诚如方豪神父所说，“这样崇高的尊称，连利玛窦也没有获得”。
很可能是受早期耶稣会士的影响，英美来华传教士亦极为重视学习中文。伦敦传教会在确定派遣马礼逊来华后，即聘请时在伦敦的广东人容三德（Yong Sam—Tak）教其学习中文。虽然学习期仅有六个月左右，但马礼逊借此了解汉字的初步知识。在容三德协助下，他将借自英国皇家学会的《汉语——拉丁语词典》和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中文新约译稿《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编》誊写一遍，这对马礼逊来华后编纂字典和翻译《圣经》颇有裨益。诚如伦敦传教会第二位来华传教士米怜（W. Milne,1785—1822）所说：“后来证明，学到的语言作用不是太大，倒是拉丁语汉语词典和对照本四福音书更有用些。”马礼逊抵华后，先后聘请的中文老师达七位。通过刻苦学习，马礼逊的中文水平达到很高程度，素有英国“汉学之父”之誉的小斯当东（G. T. Staunton, 1781—1859）认为，马礼逊是“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长期在广州生活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称，马礼逊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
在19世纪来华美国人中，也是只有传教士精通中文。裨治文在乘坐“罗马”号驶向中国途中，即请同行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教授其基础的汉语课程。抵达广州后，在马礼逊的建议下，裨治文把学习中文作为第一要务，并得到马礼逊的帮助。裨治文在一封信中提到：
马礼逊先生对我们非常之好，并极尽可能地帮助我们。除了给各种指导外，他还在他的英国书商那里订了一套《汉语字典》送给我；并且在我收到那套字典之前，他从英国公司（东印度公司）的图书馆里借了一套给我使用。此外，他还送给我三四十本中文书籍，都是马上就用得上的。
由于裨治文意识到“将来发放书籍、宗教手册以及与人交谈等都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熟练使用汉语，只有学好了汉语，才能有所作为”，从而对学习汉语投入很多精力，最终达到较高水准。继裨治文之后，传教士印刷技工卫三畏、医学传教士伯驾（P. Parker,1804—1888）等人，来华后也是全力学习中文。正是只有来华传教士熟悉中文，“一旦外国政府在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需要翻译人才，以至在外国军队攻占中国土地时充任管治当地居民的民政官，传教士都会成为首选的对象”。而马礼逊、裨治文、伯驾、卫三畏等英美来华传教士卷入外交，与他们较强的中文能力不无关系。
三 、传教士因中国学识为政府外交所倚重
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顺利传播，传教士必须掌握中国语言文字。正如马礼逊所说：“不具备那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学知识，如何能让他们的国民洞悉道德和精神真谛，以及神迹的彰显呢？”而随着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掌握，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亦渐趋深入，并最终成为各自国家最早的中国问题专家。有学者断言：马礼逊仅凭其编纂的六卷本的《华英字典》，就“奠定了马礼逊作为19世纪第一位汉学家的地位”。由于《华英字典》含有中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哲学、政治、风俗、礼仪等内容，英国人汤森（William J. Townsend）认为“几乎既可以当一部字典，又可以当做一部百科全书来使用，它包括了有关中国的传记资料、历史和民族风情、礼仪和国家制度的评介，是一部汇集了有关中国人的生活和历史文献的最丰富的资料的工具书”。以《华英字典》对中国科举制度的介绍为例，内容涉及士人等级、《科场条例》、命题、八股文写法等，篇幅达四十多页。美籍华人学者邓嗣禹对此评介说：
《华英辞典》第一部分根据汇集了帝国法令及官方文献的《科场条例》和《学政全书》等基本资料，用相当篇幅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历史发展、条令规则和实施情况。由于中国的科举在1815年以后就没有什么发展了，因此该辞典中有关科举制的部分，迄今仍不失为已译成英文的最好的原始材料。……马礼逊辞典的出版，使西方社会掌握了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并且比以往更深刻具体地认识了中国的制度。
此外，马礼逊还着有《中国春神》《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广东省土话字汇》《中国杂纂》等著作，这些对中国政府的运作，对中国人生活方式、风俗、观念等的深入了解，无论是对在华传教事业还是从事英国对华交涉，都是颇有价值的信息，亦使他在英国对华商业贸易、外交中被倚重。1816年，阿美士德（L. W. P. Amherst,1773—1857）率使团访华，马礼逊以“汉文正使”（即汉文翻译）身份随使团赴京。使团成员中共有四名“中文秘书”（中文材料称“译生”），尽管曼宁（T. Manning, 1772—1840）比马礼逊更早学习中文，但使团初始即达成共识，由马礼逊担负使团主要翻译任务。马礼逊也由此被误认为是使团的“副贡使”。1821年,马礼逊参与“伶仃岛事件”谈判。事后，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咸臣（JamesUrmston）评价说：
在这场与中国人进行的非常严肃、痛苦和烦恼的谈判中，多亏马礼逊博士自始至终的热情与坚持不懈的努力。他非同寻常的广博汉语知识，包括熟练读写汉语的能力，及对于中国政府的体制、特点和性情的了解使得他可以清楚、充分地理解他们的情感、观点和意思，明辨地方官员的公文以及充当外国人和中国政府沟通者的行商常用的诡辩、狡猾甚至虚伪。……马礼逊博士无价的才智和辛苦得到此次事件重大利益方的充分认可与高度赞扬，以前的很多事情上也要感谢他的努力。
马礼逊不仅为英国对华外交所倚重，亦曾参与美国对华外交事务。1821年9月，“特拉诺瓦事件”发生，因在华美国人（当时美国传教士尚未来华）无一人懂中文，美国领事威考克斯（Wilcocks）打算聘请马礼逊为审判时的翻译，只因中国官员的反对，马礼逊未能出庭。1832年，美国总统杰克逊（A. Jackson, 1767—1845）派朴茨茅斯商人罗伯兹（E. Roberts, 1784—1836）为首位远东特使照看美国的亚洲商务。抵达中国后，罗伯兹致信马礼逊，希望从他那里获悉与东方专制君主打交道的适当方式。马礼逊建议：“不要理睬一切空洞的借口和特殊的托辞，而要以一个与‘叩头’绝不相干的独立民族代表的资格直接而勇敢地同国王相交接”;在交涉时，“应该温和有礼，但是要坚持‘一些小节’”；至于服饰的炫耀，马礼逊的猜想是“会见重于人的，而且会造成良好的印象”。远征队到达澳门时，罗伯兹更是敦请马礼逊担任翻译。
来华美国传教士亦因掌握丰富的中国知识，而为美国政府的东亚外交所倚重。在1848年，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出版前，美国学者还未曾出版过有关中国的书籍，美国人一直是借助在美出版的欧洲传教士撰写的出版物来了解中国的。《中国总论》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是卫三畏关于中国研究的标志性成就。该书“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全面超越了此前盛名的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德庇时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念》”，卫三畏借此“确立了他作为中国问题权威的地位”。但是，《中国总论》的出版颇费周折。起初各出版商拒绝出版此书，直到在广州从事贸易的美商吉迪恩•奈（Gideon Nye, 1812—1888）“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承担出版此书所受的一切损失”，威利和帕特南公司（Wileyand Putam）才同意出版。为引起美国国内对在华传教事业的关注，传教士们不仅竭力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和文化等情报寄回国内”，还通过创办期刊、出版书籍来介绍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裨治文、卫三畏等主编的《中国丛报》“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最可靠的和最有价值的资料”，成为“有关中国知识的矿藏”，并特别注意报道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记载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包含着当时中外关系的历史”，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汉学杂志”。罗伯兹曾把《中国丛报》当作“从中寻找有关中国的信息的权威报刊”。可见，传教士的著述已经成为美国国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此外，传教士撰写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的书籍，像裨治文的《广州方言中文文选》（1841），卫三畏的《拾级大成》（1842）、《英华分韵撮要》（1856）等，均包含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丰富信息。卫三畏谈到裨治文的《广州方言中文文选》时称：
在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品中，很少有像这套词典这样包含了如此丰富的资料与信息。在这一点上，这么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因为我们希望将《广州方言中文文选》推荐给那些爱好中国文学，尤其是学习中文的朋友。如果《广州方言中文文选》能够有助于改善外国人与中国的关系，能够促进彼此友好地交流，正如双方共同期待的那样——那么本书的目标就完全实现了。
在19世纪，美国政府派遣的驻华外交人员多是从党派竞争中遴选出来的。但他们对中文一窍不通，对中国情况盲无所知，加之缺乏外交经验，多半不能承担应负的责任。此种困境下，便只有仰仗美国在华传教士作译员甚至顾问。顾盛（C. Cushing, 1800—1879）使团启程来华前，波士顿七家商行联合上书，其中一条即认为，对使团来说，“两名翻译官应是不可缺少的。兹特推荐彼得•巴驾医生担任”。“彼得•巴驾”即伯驾。1844年4月25日，使团甫抵澳门，顾盛即致信伯驾，宣布任命他为使团的中文秘书，并坦言：“我需要你帮忙的不止作为译员而已，我要借重你久住中国所有的经验，你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以及他们的法律风俗习惯等的一切知识。”随后，顾盛又先后聘请裨治文、卫三畏加入使团，看重的亦是二人对中国的知识。丹涅特评述顾盛此举的重要意义时说：
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安心的举动，因为这几个人具有比当时在广州的其他任何欧洲人都有更好的语文知识，具有对中国仪节和思想方法以及美国对华关系早期历史的更好了解。除去这些条件之外，还有他们在中国人方面很知名。
伯驾本人在日记中也坦承：“熟悉中国语言和清政府官员，使我获得使团秘书职务。”卫三畏亦宣称，就对中国人性格的了解而言，“传教士具有优先发言权”，“使节们和商人们不如传教士更能摸清中国人的道德品格”。二人之言并非臆断，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天津条约》签订后致函国务卿卡斯说：
……我不得不再说一句，传教士和那些与传教事业有关人们的学识，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人员，公事就无法办理。我在这里尽责办事，若不是他们从旁协助，就一步都迈不开，对于往来文件或条约规定，一个字也不能读、写或了解。有了他们，一切困难或障碍都没有了。
很显然，传教士的汉语能力和有关中国的知识，是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本钱，，也是为本国最大限度地攫取中国利益的工具。
四 、卷入外交：马礼逊开创先例
作为“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马礼逊“不务正业”地去从事世俗的外交事务，在传教士中也算是开创了先例。1809年2月，马礼逊任职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即是其参与中英交往和交涉之始。至1834年8月病逝，中英两国间发生的几乎所有事件，像1810年的“黄亚胜事件”、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访华、1821年的“伶仃岛事件”、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以及大量日常中英商务交涉，马礼逊都为英国谋取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他对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人高志（Austin Coates）甚至认为，马礼逊的翻译活动，“大大地改变了英国与（中国）官员关系的本质”。
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 R. Morrison，1814—1843）也是近代中英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与其父一样，他亦借中文能力对英国对华外交襄助极大。马礼逊去世后，年仅二十岁的马儒翰接替其父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兼翻译。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 Elliot,1801—1875）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 J. T.Palmerston, 1784—1865）的信函中说：
所附信件是我的朋友兼中文秘书马儒翰先生亲自抄写的，他在有关中国事务方面一向是可以信赖和磋商的官员。在我的机构中，没有其他的人对这些信件中的问题具有任何知识。
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中英交涉频繁，此时英方文件大多由马儒翰翻译。鸦片战争期间，马儒翰作为英国随军翻译，还负责为英军搜集军事情报。1842年8月，马儒翰随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H. Pottinger,1789—1856）与清王朝代表耆英和伊里布就签订南京条约进行谈判，不仅为英方出谋划策，而且《南京条约》的中文文本的底稿亦是由马儒翰完成的。因作用突出，不明就里的耆英等人均误认马儒翰为英方谈判代表。对马儒翰在《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作用，卫三畏曾作如此评价：
南京谈判的成功，他有很大的功劳，完成了大量的英译中、中译英，他的态度关系到整个事件的处理，赢得了中华帝国钦差大臣的高度信任，他们完全不懂外国语言这一问题，由此得到妥善处理。
《南京条约》签订后，马儒翰又随同璞鼎查到定海、厦门等地，借台湾爱国军民抗英事件进行讹诈。无怪乎林则徐说“罗伯聃还好，是马礼训（即马儒翰——引者注）最坏”。正是基于马儒翰的系列作为，鸦片战争后，他被任命为香港议政局和定例局委员兼港督府秘书。1843年8月29日，马儒翰突患急性疟疾在澳门病逝，钦差大臣耆英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向道光帝奏称：“夷目马礼逊，生长广东，居心狡诈，善能窥伺内地一切情形，又能通汉语，习汉字，连年以来，阴谋诡计，主持其事者，虽不止伊一人，而多半听其指使，实为罪魁。今因积恶贯盈，竟伏冥诛，凡有知认者，无不同声称快。”并以“消除一害”来形容马儒翰之死。。
有了马礼逊开创先例，美国来华传教士紧随其后，而且更深程度地卷入外交活动。赖德烈（K. S. Latourette, 1884—1968）曾说：“美国传教会最初在中国人当中进行的一些工作，应该大部分是英国影响的结果。”赖氏此言固然是针对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事业，但卷入外交方面同样可作如是观。1832年11月，美国首位远东特使罗伯兹（E. Roberts,1784—1836）率领的远征队抵达澳门，裨治文就主动请缨，出任罗伯兹的随员和情报员。这是美国来华传教士卷入中美外交之始。1842年4月，美国海军准将加尼（L. Kearny, 1789—1868）率领美国东印度舰队抵华后，裨治文被聘为其助手和翻译。在裨治文的策划下，加尼从耆英那里“为美国船货获得按照英商所享受的同样优惠条件驶进中国各口（即根据《南京条约》开放的各口）的待遇”。
1844年4月，顾盛使团来华与清政府商订条约，伯驾、卫三畏开始卷入外交事务：伯驾和裨治文被聘为翻译兼顾问，卫三畏帮办中文函札事宜。实际上，顾盛使团来华，即与伯驾的极力呼吁有关。裨治文等人在条约签订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扮演翻译的角色，在确定谈判策略、拟订条约内容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841年，伯驾给美国政府的报告，就被使团作为最重要文件加以研究，伯驾由此“成为美中条约外交关系的最早设计者之一”。顾盛违背国务卿韦伯斯特（D. Webster, 1782—1852）训令，在与清政府的谈判中，一直持强硬态度，也是受伯驾、裨治文等人影响。面对清政府厉行海禁和禁教政策，伯驾认为，只有使用武力威吓，才能逼其就范，打开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开放给基督福音。裨治文则指出：“国与国之间是互相负有义务的。而中国，在它与别国的关系上，是公然触犯要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这条法则的。中国这种态度，各国可以而且必须规劝它。如果无法说服它的话，就强迫它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它的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1836年2月，《中国丛报》刊登《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一文，裨治文所发编者按称：“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口来增强辩论。”卫三畏对威吓和武力在“上帝的仁慈计划”中所起的作用有特殊的见解。他“确信对待中国人需要严厉的措施，以便把他们从无知、自负和偶像崇拜中解救出来”，“现在除了‘加农炮弹传布令’，没有任何东西会给他们为认识自己的无能所需的有用知识”。他们使顾盛确信，“在中国人没有与外国政府进行较量的愿望和企图……的时候，恫吓手段是有效的”，并以此为顾盛“决定了谈判策略”。
《南京条约》第17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伯驾坦承：“为感激我对其父母的治疗，潘仕成主动提出在条约草案中增加一项条款，允许在各通商口岸建医院、礼拜堂和殡葬处，这些在其后的正式条约中均已列出。”伯驾在回忆录中谈到该条款的加入，依然难掩得喜之情：“当那个有楔子作用的‘设礼拜堂’被写进条约第17款时，我感到单为此事成功，就值得奉献终生。”还有第18款“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一节，也应是传教士坚持加入的。丹涅特指出：“允许聘用中国教习和采购中文书籍一节，不但对商人和外国政府普遍有利，俾得借以发展称职的翻译、顾问之类的干部，而且对于前此只能私下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传教士尤其是有利的。”实际上，这正是传教士乐于参与外交的原因之一，因为“从美国政界中招募的外交官和从商业团体中吸收的领事”，“他们主要致力于贸易和政治上的发展”，“对于精神方面的事务漠不关心……从传教士队伍中吸收的外交官或许可以改变这个方向”。
顾盛在《望厦条约》签订后致函美国最高法院检察长尼尔森（John Nelson），列举了《望厦条约》与《南京条约》相比，具有十六项“优点”。顾盛此举虽难免有自矜其功之嫌，但诚如论者指出的，“站在欧美人士的立场，确毫无夸张之处。当时在华欧美人士都公认《望厦条约》对西方人士在华权益的规定，较之《虎门条约》不仅周详细密得多，而且新增加了许多权利。随后中国与欧洲国家订立商约，都以《望厦条约》为蓝本。从1844年到1860年为止，十余年间的中外关系的实际发展，几乎完全是受《望厦条约》的规范”。这些所谓的“优点”的取得，除顾盛本人“具有精湛明快法律头脑”外，传教士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顾盛回国后，仍不忘称许传教士在《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作用：“此次对华谈判，美国传教士特别是裨治文、伯驾所提供的服务，若非不可缺少，亦是最重要的。他们具备懂中国语言，能担任使团翻译的稀有资格。他们凭着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详熟了解，成为难以估价的顾问。”
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与《望厦条约》有相似之处。尽管当时负责签约的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对容许宗教信仰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没有把中国接受这一要求作为结束会谈的先决条件，但两位传教士（指卫三畏和丁韪良——引者注）仍然成功地使条约明确地包括了这一条款”。
《望厦条约》签订后，裨治文仍积极参与外交活动，这从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所述可窥一斑：“裨治文博士在1853年之于马沙利，1854年之于麦莲，于一应公务上都是主要的助手，现在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他不时的帮助和经常最可贵的划谋献策，我得此机会向他表示谢意，实深欣幸。”
伯驾在《望厦条约》签订后，“立刻就先后以使馆的非正式和正式翻译和秘书的资格作了卓越的贡献”。他发起并参与了两次美国对华修约谈判，继麦莲（R. M. McLane,1815—1898）之后，1855年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由医学传教士转变为专职外交官。他最臭名昭著之举，就是提出由美国侵略、占领台湾，只是未得到美国政府同意。
卫三畏在《望厦条约》后，1853年、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佩里（M. C. Perry, 1794—1858）的两次日本之行，卫三畏均随行担任翻译官。在这两次大获成功的日本之行中，卫三畏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美国国务院认为，“如果让卫三畏在中国负责此类工作，他也一定能完成得同样出色”。由于伯驾已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空出的秘书兼翻译一职，便由卫三畏接任。为此，他辞去传教工作，由一名传教士印刷工转变为职业外交官，“这个职位他保持了二十年之久，其间充任代办不下七次之多”。
对于传教士卷入外交，他们所属差会并不是太赞成的。当“英国一听到马氏受聘于英国商馆，便谣言四起，说他背弃了当初离开家国所持的理由”。伦敦传教会董事会在接到马礼逊的陈述后，虽未坚决予以制止，却从此减少了对马礼逊的财政资助。至于顾盛聘用伯驾和裨治文，“公理会（美部会——引者注）只是勉强地予以同意。……并警告说，由于传教士卷入‘世俗的大使馆’，将可贵的人员从‘他们更合适的工作中’要走，可能引起‘本地人的猜疑，认为传教士毕竟是他们自己国家政府的代理人’”。伯驾被美部会除名，卫三畏辞去传教工作，皆因公理会的这种态度导致。
综上所述，在19世纪中叶前，来华传教士卷入外交，最初的动因“仅仅是19世纪30年代在广州开始的为寻求更好地进入中国并改变其宗教信仰的方法所作的探索的一种延伸”，他们希望借着从事外交，为其在华传教乃至生存提供便利和保护，以求推进在华传教事业；但在19世纪中叶前后，伴随着他们参与的对华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传教士逐渐获得在华自由传教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理应回归其传教本职，但却仍有不少传教士流连忘返，继续热衷参与外交，有的甚至完全放弃传教而专事外交。对于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传教士而言，即使是“被动”参与，也已属不光彩行为；而持续卷入外交，不仅使他们扮演的这种不光彩角色日益突出，也与他们传教的初衷渐行渐远，使本来就对传教士卷入外交持不赞成态度的伦敦传教会、美国公理会更加心存不满。这说明，在卷入外交问题上，传教士、所属差会、政府三者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传教士甘冒触犯差会宣教宗旨之风险参与外交，足证其即使身为传教士，仍不免有世俗的民族主义的一面，暴露出在内心世界中“自己国家政府的代理人”的真实定位。
作者简介：谭树林，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