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集各方势力初见，海瑞、王用汲是受灾两县知县，安抚灾民推行改稻为桑的直接操作人；郑泌昌、何茂才是浙江地方的最高长官，也代表着来自严党这条线上的官僚系统利益；高翰文从中央空降过来，是小阁老调和严党、清流矛盾后安排下的折中棋子。
三方势力碰面后，摩擦逐渐升温。40分钟长度里，各种戏剧冲突汇聚起来，隐隐有剑拔弩张之势。
高翰文本是翰林院编修，又是理学后进，平日高谈阔论，临渊羡鱼，有作一番事业的志向，却苦无机会。因此在自我方面，跟和专事挑刺儿的清流很不一样。
此次他得着机会，携“以改兼赈”的宝策来到浙江，就是想要有一番作为。
高翰文出身苏南书香大户，往好里说，是衣食无忧，志行高洁，往不好里说，就是养尊处优，不识民间疾苦。
他的道理都是从书上学来的，从圣人处听来的，现实世界怎么运行，关口和难点在哪里，他并不知道。
即以“以改兼赈”方略为例，其所以成立，仰赖于两个客观要素。
其一是种桑比种稻收益高，且又有政策利好，现在反正水灾已成，地总是要种，何不直接种桑？
其二是，千年田，八百主。土地流转本是古代社会常态，有人愿卖有人愿买，官府只要保障土地正常流转即可，这有什么难处？
但是他忽略了两个现实状况：此时的买田大户，同时也是改稻为桑的具体落实者，他们不仅有财力，并且有政治能量。故而是有能力做空市场、以极低价格强买土地的。
这一点，来时路上，胡宗宪便已经提醒过他。
第二个问题，政策执行本身有成本，而且成本还不小。
官字两个口，先喂饱上面那个口，才有下面一口吃的。
高翰文并不清楚，严党之所以这么积极地推行改稻为桑，不光是户部亏空，严阁老诸人需要赶紧将功补过，更因为这一路改下来，官员们可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收受不少好处。
这些好处哪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
富商们自己不会出钱，无非仍然是压低田价，用省下来的钱，填官老爷的胃。
这个执行成本有多触目惊心呢？郑、何二人在跟沈一石交流的时候，透露了“明帐暗帐”的差距。
先说行情价。这个比较好讲，高翰文自己也能摸清。不遭水灾的县，也就是公平交易的行情价，50石一亩。
淳安、建德遭了水灾，要贱卖土地，以解燃眉之急。这种情况下得多少钱呢？30石一亩。
这样一个价格，在高翰文看来已属两难兼顾的底线。
再要降价，老百姓就不只是吃亏，而是要闹事，甚至会酿成民变。对高翰文而言，这不仅是作为一种政治后果无法接受，也是有扰他做官的操守、为人的清誉的，因此断断不会答应。
然则官府给到的实际指导价是多少呢？
10石一亩。
以仅仅是市场价五分之一的价格买到土地，不用说种桑树的政策利好、市场利好，就单纯是土地本身的增值，已经够富商们赚的盆满钵满。毕竟水灾明年就会过去，土地却是永远买了过来。
这种高回报低风险低操作难度的生意，谁不想做？
可沈一石果真能把钱全部揣进腰包吗？用脚底板想也知道，不可能。
10石一亩只是给到老百姓的价格，沈一石要拿出的钱，则是要高于10石一亩，低于30石一亩。
中间这个差价，不走公账，各方面都得用，还是得交回扣，作为孝敬官老爷们的政策执行成本。
郑何同沈一石算了个账，每亩低价抬升20石算折算成银两，就是700万两银子！
由此可见，没有走明帐的部分银子，应该是在稍低于700万两银子的水平。
这里头有部分打通关节所用的的经费，但最大头显然是要分给郑何、以及他们后面的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
单看土地交易，官家卖着赖、舔着脸，花不到30石的单价，买50石一亩的地。其中将近20石的银子，却进了严党的腰包。
上面这笔账，还没算种出桑苗产了丝，织成绸子再卖出去的收益。
要知道，政府为了鼓励种桑，是有免税优惠的。既然免税，说明国家是不拿钱了。但这笔免下来的税普通百姓也拿不到，最后还是落到商人手里。
商人怎么做？生意既然是官府的人给的，官人就是上帝。你有生意做就不错，拿自己应得那份就不错了，免下来的税你还能独吞喽？
再往下，此时丝绸生产方式，已经不再是小作坊，而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式的工场化运作，生产力提高后创造的剩余，官大爷要不要分一杯羹呢？
对灾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此时卖田，就是活命。平常年景50石一亩，灾年30石一亩，现在10石一亩。这意味着本来买10亩地可以解决的饥荒，现在要卖掉50亩、30亩才能解决！
这些至关重要的细账，空谈理学的高翰文，压根就不知道从哪算。后面海、王二人去拜访他的那处细节里，也能看出这老哥平常就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主儿。
然而他不知道，不代表别人不知道。实际上是只有他不知道。
郑何二人是操盘手，老严党了，不可能不知道。
他们本来就是推行改稻为桑的负责人，不光要勾结沈一石，抓紧把五十万亩桑田落实，还要亲手操控田价。
因此，才有了官府禁止灾民自发买粮的一幕。
田里遭了灾，不准灾民外出买粮，外面的粮食又不准进来。家里断顿了，老百姓不能扎着脖子过活，到时候自然认账，10石8石一亩的田，不怕你不卖。
上头这些行为，片子里可是明说了，正是“省里的命令”。
即是说，郑、何二人不光是纵容商户压低田价，而且官府还亲自登场，促成这种政治后果极其严重的局面。
他们的目的，自然就是打着改稻为桑的名头，发国难财。
除了他们之外，海瑞王用汲也非常清楚里头的门道。
他们本身就是从基层过来的，对老百姓对官场都有经验，在政治立场上，是奉裕王的旨意，在“改”和“赈”的选择上，原本就是赈字当头。
何况改稻为桑推行不下去，后果无非是执行不力，上头还有高翰文、郑何、以及整个内阁担着干系。
要是百姓没安抚好，那就是第一负责人，闹不好就是杀头的罪过了。
性格方面，海瑞王用汲二人一激一缓，一柔一刚，有碰撞的地方，又相得益彰。二人所关注的话题，其实往往并没有拘于一县之内，而常常呈现出精明干才对宏观问题的把控。这就不光涉及到赈灾、国策，往往还扩及吏治、世道、人心，乃至于更加普遍性的问题。
二人相见后，衣服是多次探讨的话题，王用汲穿绸子，海瑞穿布衣，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二人去拜见高翰文的时候，王用汲提议，事情要做，衣服也要穿，并表示要送海瑞几件绸子，后者婉拒，说自己只穿布衣。此时高翰文穿着绸子出来，这位公子哥不光穿着绸子，还浑然不觉，似乎天下人打出生就合该穿绸子，是个全不知民间疾苦何物的雏儿。二人相视而笑。
一脸懵逼的高翰文
走访粮市行情的时候，二人再次说到衣食诸事，并论及市镇、乡野生活方式的区别。
对此，海瑞明显是保守派，说自己宁愿待在乡野，不去理会繁华的东吴形盛。
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繁华，造就了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
王用汲则抱持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他一方面指出这些市镇的积极作用，乡民种的桑麻，正是在这里得到交易，自由市场惠及每一个人。同时，他也非常务实地表示，均贫富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
请注意，此番对话不光是二人走访市镇时的闲话，也暗示着两种和而不同的施政立场，并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郑何推行改稻为桑方式的态度。
海瑞是采取一种近乎民粹的、对官场近乎敌意的态度，去应对即将面临的困难。立场坚定，又有干才，动不动就拿出大明律，跟对面硬刚。
他很善于将郑何的个人问题、严党的问题、乃至于系统问题，全部都归结为个人问题。这也切中了对方要害，因为郑何要做的事情，恰恰就是想方设法把个人问题消弭到系统问题当中去，以此来大谋其利、躲避追责。
又因为对经济、对官场，海瑞都抱持如此敌对的态度，便自觉不自觉地，会牵涉到对商人的态度上。
在他眼里，是否改稻为桑，远远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保护一方百姓存活才是最大的事情。
这一方面让他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激化了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因为他是很少考虑个人工作之在整个宏观经济层面的意义的。
诚然，宏观层面的国家大事，理应由内阁由皇帝负责，但如果基层都是海瑞这样，政策也就很难出内阁了。
这也是为什么严党之众远较海瑞为多的原因：毕竟，他们更听话，愿意去执行上头的命令。
甚至不用刻意说严党，整个官僚系统，本来就是向上负责的。不是拼上一条命豁出去干，也不会有海瑞这样的异类。
王用汲的着眼点则略有不同。
他出身小康之家，有良田百亩，体恤下层民众，但是同理心却并不局限于此。他知道均贫富是不可能的事情，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有圆转的余地。
凡事事缓则圆，对上级要保持应有的尊敬，在贯彻国策这条线的基础上，确保各方矛盾不激化。这才是他的立场。
此外，还应注意到，海瑞对均贫富的渴望，其实也远没有到离谱的程度。比如他就对王用汲讲：抑豪强也抑不到你这个几百亩的小田主身上。这又是他务实的一面。
几百亩尚是小田主，整个大明朝的豪强有多豪？
又有多少百姓，能到拥有几百亩地这个小田主的标准呢？
再具体一点，如果放到淳安、建德，不要说几百亩、几十亩，就是他们手里现有的这点田，也马上要面对“10石一亩、8石一亩”被卖出去的地步了。那么多失地流民，拿着卖田的保命粮食跟死神赛跑，豪强们却可以借着国策，光明正大地田联阡陌，其间之触目惊心，可想而知。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争取具有“以改兼赈”方略话事权的高翰文，毕竟他的态度，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上头的态度，他能给多大自由度，就意味着下面能走到哪一步。
对这个问题，海、王二人，其实是没太大话事权的，他们要么拼死一搏，撂挑子不干，要么就只能求助于高翰文可以一片体恤民情之心。
郑何二人呢，赶着往地里插秧苗，又要把高翰文拉下水，确保以改兼赈适应他们自己的版本；又要上面挑不出刺。
实在不行，还能勒索沈一石，在原先基础上，再加20石/亩的价格，也就是明帐提到30石/亩，以塞责高翰文；暗帐抬到50石/亩，以确保严党利益不受损。
问题就在于，暗帐撑足了30石，沈一石就已经亚历山大，更何况现在郑何二人咬着自身利益不放，还要再抬20石？这压根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便由被拖进来的沈一石，想出了用“织造局的人”芸娘，去色诱高翰文的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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