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是宋文帝刘义隆统治时期（424—453年）所用的年号。在这一时期，由于文帝君臣竭心尽力，使得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这种局面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极为少见的，后人赞誉，称之为“元嘉之治”。宋文帝先后任用徐羡之、傅亮、王弘、王昙首、王华、刘义康、殷景仁、刘湛、刘义恭、谢纪微、范晔、沈演之、庚炳之、江湛、徐湛之、何尚之、王僧绰等有才干的人担任宰相或其他要职，他们大都竭心尽职，为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作出贡献，如刘义康，精于吏治，引用贤人。最高统治集团虽然有过矛盾和裂痕，并未形成大的动乱，没有影响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
文帝君臣都很关心吏治和狱讼，以确保整个统治机构能正常而有效地运转。文帝在元嘉三年（426年）派使臣到地方上检查吏治，观省风俗，访求民隐，听取下层意见，然后予以奖惩。单在这一年，文帝三次亲临延贤堂听讼，以使刑狱公允。元嘉五年（428年），文帝又下令臣属不要隐讳，指出得失，以便改正。元嘉九年（432年），又针对益、梁、交、广等偏远地区（今四川、两广等地），专门派人了解民众地方官为治的情况，以考察官吏。元嘉时期，吏治算是相当清明的。有一次，担任司徒左长史要职的颜延之以强凌弱，众人请求罢其官，文帝就把颜延之免官了。文帝君臣大都很关心民间疾苦，尤其对突发的疾疫、旱涝等灾害都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以保持整个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行。文帝即位之初，就下令免去民众拖欠的租谷和旧债，元嘉四年（427年），国都疾疫，文帝派使慰问，分发医药，若有死亡而无家属的人，给予棺材埋葬。次年，国都地区发生水灾，文帝仍派使赈济救助。元嘉八年（431年），扬州（今苏南、浙江一带）大旱，命减息徭役。元嘉十年（433年），赐给孤老、六病等无生活能力的人每人五斛谷。元嘉十二年（435年），国都和三吴等地发生大水灾，立即从其他地区调粮米几百万斛救济，免去遭灾郡县欠债。这种记载是很多的。一直到元嘉三十年（453年），国家每每减免百姓欠债、租布，赐孤老谷帛，使得百姓生活基本上安定，无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之苦。
宋文帝对农业非常重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指出：近来农桑停滞，无所事事的人增加，荒地也得不到开垦，官吏也无督促。一遇水旱灾情，就有人缺衣少吃。命令各级地方官员要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要奖励训导农民，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政府还贷给贫穷百姓田粮种子。元嘉二十年（443年），文帝再一次发布命令，强调各级官吏要切实采取措施，劝课农桑。宋文帝还下令准备籍田，要亲自种地以为天下表率。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文帝还亲自对一些农业种植品种问题发出指导性意见，下令南徐、兖、豫等地今后应督促种麦，以解决粮食缺乏。并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调集粮种，委派刺史贷给百姓。徐、豫等州土地适宜种稻，而百姓多种植陆地作物，命令该地官员要主持重修水利，尽快修整旧陂，加以改造；如原为稻田而改为陆作的，应恢复种稻。文帝又一次强调各地官员要劝课农桑。想从事农业而粮种匮乏的人，可从政府那里借贷。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下令遭战乱的地区要及时种地，需要粮种的由政府随宜给之。为了发展农业，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兴修水利，元嘉五年（428年），张邵担任雍州刺史，到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后，修筑长围，修立堤堰，开垦田地好几千顷，当地民众因而富裕。元嘉七年（430年），宋豫州刺史刘义欣命部属殷肃修治芍陂（今安徽寿县）。芍陂本有良田一万多顷，因堤堰久坏，秋天夏天常常受旱灾。以前本有旧沟可引啤水入陂，但长时无人治理，被树木堵塞。殷肃令人供木开榛，疏通水路，从此万余顷良田不遭旱灾。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宋武陵王、雍州刺史刘骏命刘秀之修治襄阳六门堰，因为六门堰坏了很长时间，使数千顷良田无法灌溉，国家和个人都受很大损失。刘秀之修复以后，整个雍州屡获大丰收。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宋疏浚淮水，开垦湖塾废田一千多顷。排涝也是兴建水利工程的重要目的。刘宋为疏导吴兴一带水道壅塞，以解决该地区频繁发生的水患，在进行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制订出了周详的施工计划，可惜却因政治原因，这项重要的水利工程虽未能进行，但已足证刘宋政权对水利的重视。
两晋时政府不铸钱，建国之初因钱贷缺少，国用不足，一些大臣纷纷建议铸钱，因群起反对未能实行。元嘉七年（430年），文帝下令设立钱署，铸四铢钱。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下令铸大钱。铸钱的效果虽然不是很好，但它反映了刘宋统治集团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